针灸学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关于针刺疗法起源的传说可以追溯到我国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度时期，如古籍记载伏羲氏“尝味百草而制九针”；“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针道生焉”等，伏羲氏等都是远古时期传说中的代表人物。但是针刺疗法真正产生的时间应该是“砭石”((Bian stone or needle stone, an ancient acupuncture instrument made of stone) 应用以后一个漫长的时期，大约是新石器时代。“砭石”是针具的雏形或前身，它是远古时代人们在生活、劳动等实践中经验积累的产物，从无意中发现石块按压或刺破体表可以治病到对石块加工形成砭石而专用于治疗疾病，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当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出现了精治的石针。其后出现了骨针、陶针、竹针等，尤其是人类发明冶金术后，金属针具出现了大大的推动的刺法的发展。灸法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人类学会用火以后。人们在用火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温热的治疗作用，通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灸法。

　　在针法和灸法产生以后，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古代哲学思想及其它自然科学知识的渗透，针灸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大致上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针灸学理论体系的肇始时期
　　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个人临床实践对针灸知识的初步认识，大约在《黄帝内经》成书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医家有传说中的岐伯、伯高、少俞等和春秋时期的名医医缓、医和等。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中，有两种古代经脉的文献，即“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其中对十一经脉的循行分布、病候表现及灸法进行了论述，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文献，反映了经络系统认识的早期面貌。

　　（二）针灸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时期
　　主要从战国到秦汉，以《黄帝内经》成书为标志。《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等为主要内容，从总体上论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方法和原则，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体系。其中对经络的循行和病候、腧穴、针灸方法及适应症、禁忌症等，也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尤其是《灵枢》中有大量篇幅专门论述针灸学理论和临床治疗，故被称为“针经”，标志着针灸理论体系的基本形成。在这个时期，大约成书于汉代的《黄帝八十一难经》，以阐明《黄帝内经》为要旨，其中关于奇经八脉和原气的论述，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同时，还提出了八会穴，并用五行学说对五输穴的理论和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已佚的《明堂孔穴治要》应该是这一时期有关腧穴的专著。华佗亦对针灸颇有研究，创立了“华佗夹脊穴”。东汉张仲景创立六经辨证，在《伤寒杂病论》中也记载了许多针灸处方，主张针药并用，辨证论治。这些成就都丰富了针灸学的发展。

　　　　　　　　　　
《灵枢经》　　　　　　　　　　　　　《难经》

    （三）针灸学术发展时期
　　 魏晋时代的皇甫谧在魏甘露间（公元256~260年），将《素问》、《灵枢》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著作的针灸内容汇而为一，编撰成 《针灸甲乙经》，共收录349个腧穴的名称、定位和刺灸法，并对各科病证的针灸治疗进行了归纳和论述，成为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是继《黄帝内经》之后针灸学的又一次总结，在针灸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随着针灸临床实践的不断深化，出现了许多临床医家和针灸专著。如晋代名医葛洪撰《肘后备急方》，收载针灸医方109条，其中99条为灸方，大大地推动了灸法的临床应用。隋唐时代，针灸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唐初时针灸已成为专门的学科，设"针师"、"灸师"等专业称号。隋至唐初的甄权、孙思邈，都是精通中医各科的大医学家，在针灸学方面也有卓越的成就。甄权著有《针方》、《针经钞》和《明堂人形图》（均佚）。唐政府在贞观年间（公元627~649年）组织甄权等人对明堂图经进行了校订，足见当时对针灸学的重视。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广泛收集了前代针灸医家的经验和个人的体会，并绘制了"明堂三人图"，把人体正面、侧面及背面的十二经脉用五种颜色标出，奇经八脉用绿色标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彩色经络腧穴图（已佚），他还创用了"阿是穴"和"指寸法"。另外，王焘的《外台秘要》和崔知悌的《骨蒸病灸方》收录了大量的灸治经验，可以看出两晋和唐朝时代，灸法的应用较为盛行。唐代是国家针灸教育体系成立的开端，唐太医署负责医学教育，内设针灸专业，有"针博士一人，针助教一人，针师十人，针工二十人，针生二十人"，为针灸学的规范教育奠定了基础。

　　　　 　　　　
《针灸甲乙经》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　　《针灸资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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